丁穎茵—華吟記憶的搞笑片與工廠打工的生涯

曾經華吟跑到廣州、深圳等地的工廠打拼多年，她記得跟工友一起去公園玩、吃東西、去看人家跳舞。她也記得當年看過一齣黑白電影，戲名想不起來，故事內容亦已印象模糊，只記得那個叫什麼林的小鬍子演得搞笑。

或許華吟看的是那齣的懷舊影片《摩登時代》﹖畢竟這是第一部在中國上畫的荷里活電影，標誌著中國改革開放重新與世界連結。電影開宗明義說﹕「這是工業、企業和人類為追求幸福而奮鬥的故事」。工業推動著經濟蓬勃發展，讓多少人嚮往美好明天，但電影主角差利．卓別林的工廠生涯卻手忙腳亂得只有這一刻沒有下一秒。即使日復日年復年在工頭的監督下做著重重覆覆的工序，他總與生產線的速度相差好幾個拍子。明明個性、喜好與閒餘全都給工廠磨蝕淨盡，差利就有本事挑個最不恰當的時機鬧失誤，連帶整條生產線一併荒腔走版錯得離譜。這齣1936年電影所描寫的摩登就是一個字—忙、忙得錯亂、忙得徒勞無謂兼惹笑﹗差利這一顆壞掉的螺絲釘引人發笑，也著人追問亞洲創造經濟奇蹟之時，各地工廠又曾否發生這樣的故事﹖

回想起來1960年代，台灣推動輕工業出口擴張政策，勞工人口自1953年46萬人至1966年迅速增長至112萬人，1975年人數更升逾228萬人。當中逾百萬人離開農村遠赴城巿打工，領著低廉工資卻胼手胝足帶動社會經濟，促使1961至1972年間，台灣的出口金額從1.9 億美元增至 29.9 億美元。

同一時間，鄰近的香港也全力發展工業，1950年代工廠聘請的工人多達17萬餘人，1960年代勞工數字增至52萬人，及至1970年代，製造業工人接近百萬人。廉價的勞動力，加上內地而來的資本與技術，帶動製造業的欣欣向榮。單單計算1960-69年之間，本地進出口貿易總值從98.01億躍升到280.9億港元。

時間來到1978年，中國實施改革開放政策，在沿海城巿設立經濟特區，鼓勵外商引進資金、技術與管理人才，大力發展進出口貿易，進一步吸納國內外的投資，推動本土金融巿場的開放。1980、90年代，政府對港商、台商大開方便之門，又提出稅務折扣及土地價格優惠，促使廠商將工業生產線轉移至廣東等地。「讓一部人先富起來」的口號鼓舞人心，1982至1990年間，逾二百多萬人帶著美好生活的盼望遷移到廣東。他們投身大小工廠日做夜做，將廣州地區生產總值由1978年所得43.09億元，推高至1995年1000億元人民幣。

這些亮麗的數字說明了什麼﹖發展工業、經濟起飛的宏大論述下，工廠工人可曾感到幸福﹖他們日夜加班可為家人帶來什麼﹖電風扇﹖洗衣機﹖冰箱﹖冷氣機﹖汽車﹖房子﹖從農村到城巿、從零工到工廠打工，他們如何述說生活的諸般改變﹖

華吟記得當年廠商來湛江招聘，大夥兒都想盡辦法請托關係求得工作機會。她說﹕

那時候去的是香港人的玩具廠，不知道是合資還是獨資，搞不清楚那些。它就是玩具廠，一邊工廠生產一邊銷售。廠房是一座鐵皮屋，它就是也是兩層，因為人多，門口有一個熱水機可以倒水。我買一個熱水壺，每次去裝一壺水回來放著。有時候裝水回來，其他工友有需要就自己倒水，倒完再裝水回去。香港那個老闆很凶，冬天的時候也叫我們洗冷水，我們冷得要死，我們就拿那個水壺去裝熱水來倒在桶子裡面，沖落水槽。他常常要加班，加班就是發港幣，沒有加班只上班，就發人民幣。那時候，忘記多少錢，也沒多少錢好像反正。

那個工廠，人就是我們湛江那一批人，三四十個人最多。他們賺的錢都會寄回家，但我媽說不用，我就沒寄。有幾個身上沒錢的，我幫他們出錢借錢的，所以個個都對我很好。洗澡的時候他們都幫我，他們洗好，就把我的衣服掛在上面，就說我要洗，就叫我洗澡。別人想來洗澡，他們就說衣服已經放著。我說讓人家洗，他說沒事沒事，你進去洗，然後他們就在外面打架。

後來我哥來到深圳找我，問我過得怎樣、錢夠用嗎。我說有啊，在這裡吃不缺錢。後來我哥回去就跟我姐講，我在那裡過得不好很瘦，後來他們就叫我哥把我帶回來。

華吟的描述雲淡風清，大抵經過歲月的洗濯，她並不把鐵皮屋的簡陋、老闆的刻薄，以至工友連洗澡也得吵架的困悶放在心頭。她一心守著當日暖在心頭的人與情，卻不曾想那些看來沒什麼的日子實則撐起了90年代社會經濟高速發展的奇蹟。事實上，歷史對工廠工人的營營役役毫不陌生，這樣的戲碼在工業革命以來就不斷上演，未來恐怕將繼續演下去。

遠的不說，且聽1979年，出身包裝女工的台灣歌手鄭琇月以一曲台語〈工廠歌〉，唱出工友們的經歷﹕

「班長對阮笑微微，教我怎樣按機器，

吩咐三擱吩咐四，吩咐工作要細膩，

日班中班大夜班，等無約會的時間，

不是格氣假大扮，實在請假眞苦難…

諸位頭家董事長，您那這賢開工廠，

望您好心來主張，過年獎金加減賞。

朋友同事你與我，有緣工作來作伴…」

商人一頭熱跑去開工廠發展經濟，難道勞工權益就得靠眾董事長不太靠得住的良心﹖究竟政府如何立法保障勞工權益﹖工廠管理人員回應勞工保障條例時，又會否以貪污、逢迎、作假等手段糊弄過去﹖社會看到經濟蒸蒸日上，又有沒有想到收益如何惠及業界上上下下的每一份子﹖

1994年，經濟學者科格曼Paul Krugman在美國智庫組織出版的期刊《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發表〈亞洲奇蹟的神話〉，批評亞洲經濟發展模式依賴政府主導的資本與勞動力，根本無法持久。他甚至直言﹕「如果說亞洲的增長有什麼祕密的話，無非就是延期享受、願意為了在未來獲得收入而犧牲眼前的享樂。」誰不知1997年金融危機席捲亞洲各國，克魯曼的烏鴉嘴竟然一語成讖。儘管不少國家幾番掙扎終於走出危機，克魯曼揚言全球必須更積極發展蕭條經濟學，參照眼前經濟困境與1930年代差利所目睹的經濟大蕭條，剖析兩者的共同規律，尋找切實的應對策略。看來振興經濟並沒有什麼良方妙藥，所謂的奇蹟不過是出賣苦力而搏得高利。各國政府一面尋求技術變革促成經濟轉型，一面照樣以廉價勞工換取經濟收益。

鄭琇月的〈工廠歌〉故事或許不再發生在台灣，但依然唱出地球某處工廠工人的遭遇。我們回顧工人的故事，不得再三思量經濟發展的社會成本及代價。細聽在經濟起飛的宏大論述下，千千萬萬工友經歷了什麼﹖他們的付出又得到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