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穎茵—秀菊的歌〈另一種鄉愁〉

秀菊的鄉愁

秀菊愛唱歌，客家山歌、國語歌、台語歌、日語歌通通也愛唱。開心的時候，唱幾首記在心頭的歌曲，不為什麼，不過就是消遣罷了。她說﹕「我唱的歌沒什麼很特別，沒有什麼說跟我的人生、跟我生活，有什麼特殊的觀念，沒有。」可是，秀菊唱起鳳飛飛的〈另一種鄉愁〉，歌聲悠揚纏綿，一音一字彷彿浸染著生活順逆起伏的感受。

「沒有哭泣的那一種滋味，

那種使人刻骨銘心的鄉愁。

如果深深經歷那種感受，

才會明白為何佔滿心頭。

啊…啊…只要獨處，

日升日落，許多感觸。

啊…啊…那種滋味，

澎湃飛舞 怎能傾訴…」

鄉愁一直是文學藝術的永恒題材。漂泊流浪的旅人、移居異地的新住民、流離失所的淪落人或許各有故事，但他們的故事不免夾雜著月是故鄉明的感慨。然而，秀菊是東勢客家人，嫁到石崗來，怎樣也算不上流落他鄉。那末，她的鄉愁從何而來﹖另一處鄉關又在何方﹖

說不出的辛酸

回想自己從東勢嫁到石崗，秀菊說﹕

「以前家裡都窮，家裡也沒什麼祖產，就是要靠打工才有飯吃。所以我國中畢業之後， 我就沒有繼續在升學，所以才會在工廠上班的時候，就認識我老公，然後就很快就結婚了。結婚、我會那麼早結婚，不是我跟我老公談戀愛，是我公公婆婆看上我。公公婆婆看上我蠻乖的，他就很快就找人去我們家說媒。我爸爸竟然也說好，有人要了，就去… 17、18歲，我就結婚了。結了婚之後，相夫教子、侍奉公婆婆，其實過程還是滿多辛酸的。」

可是，秀菊不願多說辛酸的來龍去脈，她解釋道﹕

「那個苦、其實每個女人都有她自己的辛苦，你不要看她們整天嘻嘻哈哈，其實那個辛酸跟委屈留在肚子裡。我們也不會聊。除非真的很委屈，才會發一下牢騷。其實，其實女人在傷心難過的時候，你也不用說怎樣安慰她。你安慰也不好，你只要在旁邊陪她…可是我們不會用言語去安慰你，我們只會在旁邊陪你，那種感覺很重要、那個知心的感覺。我們不會哭訴啦，不會說『好，隨便抓個人就訴說心事』，我們不會。這是一個不可能的事情。而且不一定每個人都能理解，可能有的人會看你笑話、當成那是一個笑話。 你說怎麼可能﹖我們那個年代怎麼可能把那個不好的事情說給外人聽﹖」

持家育兒種田採收當中有什麼不好的事情？大抵心事說不得關乎個人的性情，也繫連著時代的習性與規範。然而，什麼也不說又如何理解生活辛酸的文化脈絡、摸索出改變的可能？

家庭生活的內幕

60年代，秀菊尚且牙牙學語時，美國人類學家Margery Wolf就在台北下溪洲村落進行田野考察，發掘重男輕女的社會風氣之下，女人如何利用僅有的資源在夫家爭取地位。她的著作《台灣農村的婦女與家庭》(Women and the Family in Rural Taiwan)參照田野考察與日治時代的文獻資料，發現台灣與世界其他地方殊異，女性自殺率遠較男性為高，其中20到24歲年輕已婚女性的自殺率高於其他年齡組別，每10萬人即有50人輕生。她提出「子宮家庭」(Uterine Families)的概念，解釋台灣婦女一直默默承受的壓力。Wolf認為台灣女子在原生家庭或是夫家，不過是毫無地位、卻又必須承擔家庭勞務的外人。年輕女子嫁入夫家，失去原生家庭的支援，又得面面俱圓的周旋於公婆、丈夫與妯娌之間，應付各人的期許與索求。重重人際關係的規限，再加上未有子息的壓力，迫得不少新婚少婦走上絕路。直至有了兒子，女人方才建立與自己血肉相連的子宮家庭，得以享有親密關係，漸而獲得夫家的尊重。唯兒子娶了媳婦後，媳婦就是那打破原來親密關係的外人，而子宮家庭的模式亦因此而代代複製。其實，社會重男輕女、女性婚姻生活的困窘並非新鮮事，但是人類學者的調查卻揭示了女人入夫家的孤單無助竟然絕望得萌生死志。

儘管秀菊於1978、79年左右結婚，其時Margery Wolf的田野考察早已完成日久，但台灣婦女的婚姻生活並未出現長足的麼改變。1976年，統計學學者柴松林及其研究團隊走訪台北巿1000多名家庭主婦而得出的生活現況調查，發現結婚後，婦女往往是全家最早起、最晚睡的人。逾九成人將先生與孩子視為生活的重心，並隨婚齡日增而與娘家關係遠趨疏遠。她們每天大部份時間都花在菜市場、洗衣、燒飯等家務。又應因家人的種種需求，她們難以安排自己每天的日程、更無法利用現代家電減輕其勞務。1989年，投身婦女運動的學者黃毓秀撰文〈今天，女性面臨什麼問題？〉，探討婚姻生活加諸婦女的桎梏依然是普遍的現象。黃氏指出傳統「男主外、女主內」的觀念，將養育兒女、扶養老人、家事勞役通通列為家庭主婦不可規避的責任，既剝奪她們出外工作賺錢的自由，亦漠視照護勞務同樣有其經濟價值。失去居住、遷徙、財務以及擇業的自由，婚姻習俗將婦女定義為家庭的無償傭工，並以母愛、犧牲與責任等虛詞抹去人對生命自主自立的追求。

女人，鄉關何處﹖

過去秀菊所掌握的資源不多、選擇亦有限，她只好以一己之力打點家頭細務照顧閤家老少。不過，她並沒有如人類學者所料，照舊複製子宮家庭的悲哀。她說﹕

「我也希望我女兒她們會有所改變，不要跟以前一樣。跟以前一樣，什麼都要看兩位女婿過日子啊。我就讓她們可以自己做決定，為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決定，不要像我們，什麼事情我們都沒辦法做決定，要問老公。老公同意，你才可以去做，老公不同意，我硬要去做，結局就是吵架。」

秀菊大半輩子為家事操勞，到頭來這個家卻不是一處給她庇蔭、讓她安心成為自己之所在。這就是鄉愁的由來。於她來說，鄉關不是地圖的某一點，而是讓她找到聲氣相通的夥伴、賦予她尊嚴與自主的烏托邦。

那裡找得著女人的烏托邦﹖早在1972年，呂秀蓮已提出新女性主義高舉現代價值，主張「先做人，再做男人或女人」、「是什麼，像什麼」與「人盡其才」，力求打破傳統兩性角色的框限。1982年李元貞、曹愛蘭、黃毓秀等人創立《婦女新知》雜誌社，一方面引進西方女性主義思想，一方面就當時的婦女議題，如夫妻財產制不公、性騷擾與女性尊嚴、救援雛妓等發表意見帶動社會輿論。解嚴後，雜誌社重組為婦女新知基金會，又與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勵馨基金會、臺北市晚晴協會等民間團體，因應不同訴求推動婦女運動的發展。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烏托邦不在他鄉，就在眼前如何推動人心的轉變、女性意識的自覺及實踐，將遙遠的理想落實到政治法制的變革、社會文化的新氣象。

然而，觀乎近日建中校友晚宴竟然出現「香鮑佐蘿莉」、「韓國妹子軟綿綿」、「花街落雞翅」等羞辱女性的用語，兩性平等的烏邦托委實既近且遠。正因如此，傾聽秀菊的心事、回顧她與那個年代的婦女經驗尤為重要。她們的生命故事有助我們開展婦女研究、發掘女性主義觀點，藉以邀請男人重新檢視男性意識的盲點，觸發每一生命個體獨立自主的動力。畢竟兩性平權有賴於男人與女人都將對方視為平等個體，思考現時性別意識的局限，建構互相尊重、彼此包容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