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穎茵—月霞為自己而唱的歌

噗咚噗咚浮沉於時代的山歌

過去客家山歌沒有記譜、也沒有特定的歌詞，歌者即興而唱、所唱盡是因時因人觸發的心聲。

傳說客家歌仙劉三妹才思敏捷，生活任何境況皆可以轉化成歌。就連意外跌落山崖，恰巧抓住藤枝沒有受傷，她一脫險嘴巴立即溜出歌詞：「老天無虧劉三妹，轉手又攀救命籐。」劉三妹流傳的歌曲多得不可勝數，挑起了博學秀才羅隱的好勝心，想要與她鬥歌壓一壓這山野村姑的盛名。幾番打聽，秀才找到劉三妹，立馬下戰書唱道：「厓介山歌真係多，大船載來幾十籮； 拿出一籮同你駁，駁到明年割早禾。」

可是，劉三妹只因愛好而唱歌，才不想跟誰比拼什麼壞了興致。她笑著笑著唱：

「相公毋使逞歌才，比的厓差愛認衰； 自古山歌從口出，奈有山歌船載來。」

一場鬥歌還未開始，秀才發現自己一直視山歌為才智的展現，必須憑藉書本文字轉介才足以成歌；但劉三妹唱歌卻是吃飯呼吸般自然而然之舉。他再怎樣翻書，也贏不過她的一張嘴。 

隨著時代流傳，唱山歌的人變了，聽山歌的也不一樣。台灣經歷了日本殖民統治的皇民化運動、國民政府籌劃的國語運動、以及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等，在位者單憑其好惡貶低客家山歌，斥之為俚俗的靡靡之音。直至千禧年代，客家山歌終於在政府支持多元文化的政策下，迎來了新天新地。2001年，剛成立的客家委員會補助學校開課，培訓老師、編撰教材，甚至在各地興辦客家文化園區，好讓山歌找到落地生根的土壤。教育部也將客家語與文化納入本土語言教育政策，向學校提供資源、支援教師進修，務求令山歌走入學校、繼而走入日常生活。此外，地方政府與文化局在客家社區舉辦山歌課程與比賽，又與社區大學與文化團體合力推動山歌的傳承。今天客家山歌的曲譜與歌詞妥當的記錄下來，但山歌卻從日常生活的往還，變為舞台表演的節目。客家山歌的未來將是怎樣﹖誰也說不準。

恰恰在這一波客家山歌再興的潮流，從屏東嫁到石岡客家社區的月霞也參加了山歌班，喜歡上客家山歌、喜歡那高亢清亮的曲調、更喜歡滑音與顫音裝點歌聲的諸般變化。不過，月霞的歌齡尚短，並不懂得隨著生活的悲歡起伏唱出自己的心聲。

嘰哩咕嚕大腸告小腸

小時候，月霞的家裡沒有留聲機、沒有收音機，更沒有電視機，在那不甚富足的60年代，她記得村頭有一家有錢人，每到傍晚例必把電視搬出來，又在門口放置條凳，與鄉里分享小盒子播放的世界大事與戲劇人生。那時候，她常常跑去看電視，看著看著《雷峰塔》、《三笑姻緣》、《薛仁貴》等歌仔戲戲文也哼得有紋有路。

可是，歌仔戲終究沒有駐留在月霞心上。家裡環境不好，吃一碗白飯已屬奢侈，日常淨是拿番薯籤充飢。她只想搞定肚子那陣陣嘰哩咕嚕的聲響，那裡還有心思唱什麼？小小年紀的月霞看著人家欺負媽媽，她們兄弟姐妹也總是遭人欺負。她酸溜溜的說：

「有時候，別人家在田裡割稻，我們就去撿那些掉下來的稻穗補貼咱家。有 些沒有良心的有錢人，趁著我們開心地撿到大把稻穗，就一把搶走。其實， 我們撿拾的，都是他們篩過的，根本就不可能再收回去賣。因為我們家比較 窮，他們才會做這種事情。」

踏入70年代，月霞甫一國小畢業，就急著賺錢改善全家的生活。她記得：

「只要有賺錢的機會，就是一定想辦法去賺錢。年紀大的帶年紀小的去賺錢， 最記得的就是姐姐，我跟著姐姐去賺錢，但是賺錢，薪水算法都是很固定的， 你要跟別人做的一樣多，你才有辦法跟別人獲得一樣的薪水。為了要跟人家 賺一樣多的錢，我們就拼命的做，一定要跟得上人家。但是沒辦法，第一天 一定沒辦法這樣，姐姐就比我更用心，把她份內的工作很趕很趕，趕到最前 面完成，再回頭做我的業績。第一天，姐姐沒辦法幫我太多，因為我的速度 太慢了。第二天，我不甘心，無論如何，我一定要賺得跟姊姊一樣多。第二 天，我就拚命做，姐姐也有看到、姐姐也拚命做，結果第二天我們兩個完成 跟別人一樣多的工作。那天很開心，因為那天可以跟其他人領一樣的錢。」

這段青蔥歲月，月霞只記得工作賺錢、工作賺錢、 錢、錢、錢⋯在工作與賺錢之間，她碰到什麼事﹖遇上什麼人﹖她記不起來，即使兒時唱得耳熟能詳的歌仔戲也忘記得一乾二淨。慶幸的是，兄弟姐妹齊心打工賺錢養家，媽媽又精打細算理財有道，一家人的生活慢慢有飯有菜有地有瓦遮頭，不再為肚子嘰哩咕嚕叫而犯愁。 

嘟嘟噥噥一更報喜、二更報憂

月霞自問「要錢不要命」，只要有錢可賺又有白米飯可吃，去那裡打工都是一樣的。不過，某次出外打工的機緣卻讓日後夫家的人看上她工作的拼勁，相信家裡確實需要如此一把手。儘管她從未想過什麼浪漫愛情，對婚姻亦無甚幻想，但留在石岡打工亦未嘗不可。何況，夫家看來環境不錯，她只要用心工作，大抵不必再為三餐一宿而擔憂。就在80年代初，月霞決定不再四處飄泊，嫁到石岡，換取一張長期飯票。她說﹕「我們以前沒有白米飯可以吃。來到這裡，有白米飯可以吃，什麼都是幸福的，什麼都是好的。」

月霞的婚姻生活平淡而充實。唯一讓她犯嘀咕，就是石岡跟屏東相距甚遠，她回娘家一趟千難萬難。再說，回娘家總不能兩手空空，但她給夫家打工，那裡有錢給家人置辦禮物﹖難道她拉下臉皮跟公婆伸手要錢﹖月霞想起那時的難堪﹕

「以前嫁來這麼遠要回娘家，根本就不敢說，一天拖過一天，今天一定要說， 不敢說、說不出。再拖一禮拜，還是說不出，再拖一禮拜，也是說不出，一 拖就兩個月。我老公就說：『要回去就說阿，還在那邊不敢講。』小聲一 點啦，怕長輩聽到，我怕得很。其實，長輩沒那麼壞，不過，要有錢才可以 回娘家，沒有錢你也沒辦法回，但是要跟長輩拿錢，他真的會很難過。其實， 我能體諒公公，因為公公和我媽媽是一模一樣的，錢有進沒出的，因為都要 省錢來買菜。」

撇開回娘家一事，月霞還是對天天吃白米飯的日子，感到心滿意足的。誰曾想，這樣的日子一頭撞上天災與意外，使得全家必須舉債度日。月霞不知道日子怎麼過，她只能告訴自己，眼淚擦一擦繼續向前走。

那年頭，她與丈夫也跟大夥兒一樣種甘露梨。早在19世紀，台灣梨樹已遍布全島，但農人大多採取放任管理，將梨樹與其他果樹混植，果肉清甜但肉質粗，售價不過爾爾。直至1970年左右，果農從日本引入溫帶梨種，又發明先將花芽冰存，再將之嫁接到平地梨樹。即使台灣冬季的溫度甚暖，也能種出又甜又嫰的溫帶梨。這是本土自行孕育的梨種，果實帶著甘蔗的甜、肉質又如露水似的細膩，因而命為「甘露梨」。相較於豐水、新興等梨種，甘露梨所賺取的收益多逾三至四成。可是，種植甘露梨的成本不菲，日本花芽、農藥與肥料所費甚鉅，加上人工嫁接尤其講究專業技術。若老天爺再不賞臉，栽種甘露梨的風險就更高。月霞說﹕

「接梨子的時候，第一次，全都沒有開花，因為接梨子就是要開花結果，才 會有收成。結果第一次接下來，還是請師傅接的，整遍都沒有開花。本來二 十五天就會開花，過了二十五天、過了三十天、過了三十五天，統統沒開花。 我想這樣真的是沒有希望了，再叫師傅去買花苞再接一次，結果第二次真的 很開心，花開得很漂亮很美，這次妥當了，辛苦沒有白費。怎知又開始下大 雨，一直下雨、一直下雨、一直下雨、一直下雨，下了半個月，梨花已經不 會結果了，救不回來了，又整個翻盤，那是第二次的痛了。第三次，我就很 不甘願。好，這次不請師傅，我們夫妻倆自己接，我頂多再賠一些花苞的錢。 ……這一年，就這麼過了。雖然我們夫妻自己接，沒有賺很多，但是我至少 把本錢拿回來，如果我沒有接這次，把本錢拿回來，我是什麼都沒有。所以 這一次的堅強，對我來說，好像重生一樣。第二年就沒有這麼悽慘了。」

不管豐收歉收也好，好運歹命也好，月霞照舊風風火火營營役役的過日子。傷心難過的時候，大抵只有〈阿母的手〉、〈人生的歌〉之類台語苦情歌伴著她。有時著實委屈得不得了，她唯有躲到果園向梨子傾訴生活的悲哭憂懼。憋在心頭的苦一吐出來，她就繼續昂著頭迎向生活的波折起伏。

呵呵趁錢有數，生命愛顧

好不容易，孩子拉拔長大了，月霞的家庭責任也輕省起來。回想往事，想起父母公婆、想起兄弟姐妹，有的經已辭世、有的一直疼愛自己，也有的身體一天不如一天，她才驚覺必須好好照顧自己。錢該花就花，莫要讓愛自己的人擔心。

月霞愛自己嗎﹖怎樣才算是愛自己﹖她不愛奢費，就愛跟朋友出去走走、美美的吃一頓。更重要的是，她想多學一些從前沒有機會學習的，例如空靈鼓、客家山歌、插花、手縫布包等等。她想為自己做些什麼，好發現那個未為自己所認識的月霞。即使她發現自己拿起鋤頭，遠比手執針線靈巧，而插花這般秀氣的技藝也將她難倒。不論做得怎樣，月霞卻也樂在其中。因為這是她送給自己的禮物。就像她喜歡客家山歌，雖然並不懂得即興而唱，但她卻努力將老師所教的調子寫成送給自己的台語歌。月霞的歌寄調客家山歌〈十繡香包〉，感慨的唱：

「細漢ㄟ時真歹命

人生坎呵自己走

不怕難苦向前走

認真打拼為生活 哪噯喲

眼淚擦乾向前走

走出一段人生路

老來ㄟ時真好命

朋友相揪來迫迌

想要帶孫有孫帶

歡歡喜喜過日子

想昔姊妹煮好料

吃呷歡喜笑咪咪 哪噯喲」

本來〈十繡香包〉 訴說的是女子給情郎送香包作信物，夢想「繡出捱郎共下坐，兩人相交路般長」的甜蜜蜜。月霞可顧不得虛無飄渺的愛情，更不想將自己的幸福交予他人。走過這麼一段人生路，她只想掌握屬於自己的人生，以歌聲唱出自己的故事。

顯然，月霞這首二次創作的「山歌」，唱的是她打從出生就說得嫻熟的閩南語，歌詞更是她仔細推敲所寫的。她的客家語不見得流利，更未有傳承劉三妹即興式歌唱的本領。可是，山歌民謠本是因事而發、心有所感張嘴而唱的技藝。而月霞學唱客家山歌，學到的正是將心聲融入音樂、將歌曲帶到日常生活。她所開展的， 不是山歌曲調的鑽研，而是生命故事的重寫與重新發現。對於聽者來說，月霞的歌不免讓人思考客家山歌的傳承究竟為了什麼？ 傳統文化又如何與當代接軌、如何連結今天我們的生活？